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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日前，山西省委换帅，引来全国瞩目。

　　盖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坐镇，媒体用了“罕见”一词来形容。

　　另一方面是因为山西官场地震余震不断，13人的常委席位目前已缺席4人。

　　而这背后，中央巡视组被认为是引爆山西官场地震的触发器。18年来，巡视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人关注。

　　当然，这不是中央巡视组仅有的成果。

　　根据中央纪检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发布的消息不完全统计，自去年5月中央巡视组开展新一轮巡视以来，截至目前，共有30个被巡视地区的320余人受到调查，其中至少有25名省部级官员。

　　7月17日，中央巡视组启动今年的第二轮巡视工作，开始对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10个省区开展常规巡视。至此，中央巡视组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虽然目前尚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外界相信，这些地方上被查处的官员有为数不少是因中央巡视组发现线索而落马的。

　　中央巡视组，在许多人看来是古器今用的一项制度，在最近的两年里，显得活力四射。

　　巡视地震

　　2013年5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轮中央巡视开始，巡视地区包括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和贵州。

　　仅在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发布消息称，内蒙古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而在湖北，以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的落马为序幕，掀起了湖北一轮反腐高潮。自去年年底以来，湖北省至少有35位官员受到调查，是迄今所有巡视地区中被调查官员最多的省份。

　　中央巡视组的威力首次被外界予以强烈关注。

　　2013年10月，中央开展了第二轮巡视，对象包括吉林、山西、安徽、湖南、广东、云南6个地方。

　　这一轮巡视在后来被认定为引发了山西官场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并且至今余震不断。

　　端倪初现于巡视组对山西的评价。今年2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在向山西省反馈情况时指出，山西“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等。

　　巡视组的话音刚落，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就被带走调查。6月，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落马。

　　而到8月，中纪委再次通报了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和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调查的消息。

　　舆论还未及对山西地震之烈作出足够反应，8月29日，再度传出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和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同时被调查的消息。

　　至此，独山西一省三创“一天打两虎”的纪录。目前山西省委常委的现任班子，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而空缺的席位已达4席。

　　山西官场地震之强烈，实属空前。山西也成为迄今老虎打得最多的省份。

　　而在中央巡视组所巡视过的广东、贵州、湖南等省，也有超过20名官员被调查。

　　据中纪委监察部对外通报，2013年的巡视工作之后，中央纪委已对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和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等4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这是明确了巡视组在反腐中的直接作用。

　　不过在此之后，到底哪些地方的哪些官员落马能够直接归功于中央巡视组尚不明晰。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央巡视组所到之地在后来发生的官场地震，必然与此前巡视时掌握到的官员贪腐线索或多或少有所关联。

　　官方通报显示，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比过去增加5倍。据中纪委网站统计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即第二轮巡视尚未结束之时，中央巡视组就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1879件，向组织人事部门移交选人用人问题线索136件。

　　“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今年7月，王歧山在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讲话，强调巡视组要继续发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作用。

　　关注反腐的受访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由巡视组带来的“官场地震”还会持续。

　　威力空前

　　按照中央给巡视组的定位，即“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巡视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纪检体制改革最有成效的一点。

　　“新一届领导层将反腐作为攻关破局的首选，巡视组实际上充当了反腐的先锋。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很大、高压态势前所未有，巡视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李永忠表示。

　　中央巡视组不归地方的省委省政府管辖，地方也知道它是纯粹意义的异体监督，因此过去不敢说的话、不敢反映的问题都对巡视组放开了，虽然巡视组不能查案，但它能把听到、看到、了解到的问题带回中纪委。“实现了异体监督，这样一把刀的刀刃就能砍到另一把刀的刀把上了。”李永忠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巡视组能够发威的原因。

　　他专门举了山西为例，目前为止4名在任省委常委受到调查，三创一天打两虎纪录，这些与中央巡视组异体监督作用紧密相关。山西的四套领导班子，按说省纪委都负有监督职责，但它监督不了，连省纪委书记金道铭都落马了。“巡视组在发挥重大功效的时候，也暴露出现在同体监督有严重的弊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巡视制度解决了过去常说的同级监督乏力的问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监督制约，这使得巡视本身有强大的权威。

　　“过去同级监督，地方上往往抹不开情面，自己不揭自己的短，巡视解决了这一缺陷，巡到一地，有利于问题盖子的揭开。”许耀桐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在今年7月的巡视动员部署会上，王歧山再次强调，(巡视组)应该发现问题没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报告就是渎职。

　　“巡视组的压力也不小，别的巡视组发现线索了，打下大老虎，你的组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下大力气去查？习近平总书记敢提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巡视能不能发现？”许耀桐说，反腐固然并不是要定指标或者相互攀比，必须实事求是，不过巡视组肯定压力不小。

　　除了巡视所到之处，通常有一批官员落马的不二定律，地方官员对巡视组的态度也可一窥巡视之威力。

　　今年3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在巡视组下榻的郑州黄河迎宾馆，首批来到宾馆门口的，不是渴望面见“钦差”的告状百姓，而是从河南各地赶来的截访者。“河南某市为例，他们派驻迎宾馆门口的部门分别包括信访局、政法委、公安局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各个乡镇的基层公务员。”

　　值班的目的，就是对前来面见钦差的上访者劝返或者截访。“如果举报材料被(巡视组)拿走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信访部门相关负责人叮嘱手下。

　　此前巡视组进驻江西时，媒体报道，江西官场上下都已感到无形的压力，部分官员希望中央巡视组尽早回京。

　　去年在首轮巡视的内蒙古，也有访民通宵排队求见中央巡视组递材料，最终却发现接访者本地口音，其实不过也是内蒙古各地抽调来的信访干部。

　　何来何往

　　早在1996年，中纪委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决定，制定巡视制度试行办法，开展巡视工作。

　　2003年，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正式成立，设立5个巡视组，巡视工作正式运作。

　　2009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同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颁行。

　　李永忠认为，自1996年巡视制度提出至今，名称变化是18年来巡视工作三项大动作之一，如今代表中央的意味越来越足了。

　　上个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在中纪委网站专访中谈到，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指导”关系转变为“领导”关系，“领导”二字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加以明确的。

　　这是另一大动作，“(巡视组)更具有尚方宝剑的意味了。”李永忠评价道。

　　作为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很推崇古代汉武帝的“六条问事”，把全国40多个郡划分为13个监察区(州)，每州设部刺史一人，工资只有六百石，却负责监察俸禄两千石的郡守。

　　“以小治大，内外相维”，他总结说，虽然级别低于被监督对象，但由于部刺史不归郡守管，所以监督能有效进行，“我们现在也是借鉴古时候的一些做法”。

　　说起来，李永忠跟巡视制度可能还有些渊源。

　　他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初到中纪委，不知天高地厚，看到纪检体制改革推不动，于是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写了一封信，从古代监察制度的得失角度，提出借鉴古时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建议。

　　信件得到曹庆泽的重视，并转报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签了字。“1996年中纪委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建立巡视制度，到2003年正式开始实施。这期间，可能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也起了一点作用。”

　　在李永忠看来，纪检体制改革的两条线，纪检体制改革引导体制改革，同体监督变异体监督，是主线，但在1982年以后就无法推动了。第二条提升纪委书记规格，从不是党委委员到党委委员，从不是党委常委到党委常委，再到2005年全部的纪委书记都成为党委副书记。不过2007年减负时，又有倒退，有些人下来了。

　　“既然两条线都推不动，就推点。巡视制度就是这样的点。”

　　李永忠认为，巡视的任务不只是拍蝇打虎，如果通过巡视只是发现违法违纪线索，一半的任务都没完成。“应该通过巡视，搞清楚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个人因素，还是我们的纪检体制、用人体制、权力结构中存在问题，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找到，改革它，根本性的任务才能完成，否则中央天天巡视，地方天天腐败，有意义吗？”

　　目前最令李永忠期待的，是黎晓宏透露的一句话，“今年要选择部分省区市开展改进巡视制度试点”。

　　“巡视工作搞了18年，如今终于意识到需要试点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试点意味着通过‘样板间’的打造，把这项制度科学化规范化提炼，将来才好拷贝。”李永忠评价。

　　巡视制度的经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异体监督。他提到了曾调研过的浙江后陈村模式——村级财富剧增，违法乱纪频现，后陈村于是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独立于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实现了高效低成本而有效的监督。“后陈村经验，习近平主席很赞赏的，先后作了五次批示。”

（原标题：中央巡视组新考）